张光茫·“五四”那天的大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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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茫·“五四”那天的大师们

作者： 张光茫 　

1919年5月4日，一个寻常的日子；后来，它成为一个不寻常的日子——“五四”。蔡元培、胡适、鲁迅、周作人、傅斯年……这些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紧紧相连的大师们，在1919年5月4日这一天，都在做什么？

被誉为“五四运动总指挥”的傅斯年，在5月4日当天高举大旗参加游行。下午1点左右，北京3000多学生在天安门集会。傅斯年扛着大旗走在游行队伍前列，并率领队伍打进曹汝霖住宅。但是，傅斯年不赞成同学们的偏激，对“火烧赵家楼”一事有保留，担心发生意外，劝阻未果，才率众前往，离开现场也较早。所以北洋政府现场逮捕32名学生，其中北大学生20名，偏偏没逮住他这位“带头大哥”。不过第二天，傅斯年开会时被人打了一拳后，随即宣布退出运动领导圈，运动中的有些东西已背离他的初衷了。

蔡元培5月4日当晚参加了北大三院的学生集会。他一面慨然应允全力营救被捕学生，一面却苦劝学生不要再开会，照常上课，以免“节外生枝，增加营救的困难”，但学生不听他的，仍四处奔走计划联同北京其他高校一同罢课以示抗议。蔡元培并不反对学生关心政事，“读书不忘救国”乃是他的名言；5月2日，他还在北大饭厅召集学生代表开会，号召大家奋起救国。因为对于蔡元培这样一个文化救国论者而言，显然不希望学生个个都变成职业革命家。“五四”运动闹成这个样子，蔡元培觉得自己有负北大校长的职责。于是，当办完最紧急的事———营救学生后，便辞职离校。

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胡适，5月4日在上海。4月底，胡适就前往上海迎接自己的导师杜威。5月6日，才从报纸上得知北京发生学生骚乱的消息；5月7日，又收到陈独秀的来信，报告“五四”运动的详细经过。胡适是公开的“复课派”，他对学生说：“单用罢课作武器是最不经济的方法，是下下策。屡用不已，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罢课于敌人无损，于自己却有大损失。”在他的影响下，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初期学生领袖纷纷退出运动中心，并对“五四”运动表示反省。

鲁迅在1919年忙着两件事情：第一就是在他已经客居七年的北京寻找一处大宅子；第二就是举家迁进京城。绍兴的祖宅已经卖出，必须在1920年春节前交出老宅。在五四学潮前夜，他开始四处奔波，寻觅新房。5月4日当天，在《鲁迅全集》第14卷第335页中，日记素以情感色彩淡化甚至隐晦著称的鲁迅风平浪静、轻描淡写地记曰：“四日昙。星期休息。徐吉轩为父设奠，上午赴吊并赙三元。下午孙福源来。刘半农来，交与书籍二册，是丸善寄来者。”鲁迅上午赴朋友“红白喜事”，下午与文友聚谈，品茗赏书，一派悠然见南山之态。

鲁迅的弟弟周作人，5月4日当天远在东洋。他与鲁迅商定，将家从绍兴迁往北京。为此，他于4月告假先回绍兴，将妻子和子女4人送往日本东京岳母家，还没有来得及去逛上野公园，就听到“五四”的消息。5月18日，周作人赶回北京，约陈百年、刘半农、王星拱等4人，去慰问、探视被捕学生，结果被拒绝，只好在门前站着看了一会儿，便返身回了家。对周氏兄弟来说，这一年的5月4日似乎并不太重要。这天，鲁迅写了两篇文章，周作人干脆悄无声息。在整个新文化阵营中，这两位声名鹊起的同胞兄弟并没有参与学潮。

鲁迅曾把旧中国、旧社会比作一间无门无窗的铁屋子，人们在屋里熟睡都快闷死了。有几个先醒过来的人，想把其余的人也都唤醒，一起来毁坏这铁屋子。这就是“五四”启蒙运动的深意和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