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彝对西方民俗的心态、体验与认识

盐都区图书馆

【民俗文化】张德彝对西方民俗的心态、体验与认识


摘要：张德彝作为晚清第一批游历欧洲的同文馆学生，先后八次出洋，辗转十几个国家，对西方的所见所闻进行记录，完成八部“述奇”。对于物质文化民俗，他接受西方饮食习俗，却拒绝与“国体”有关的西方服饰习俗。作为观看者，他主动参与西方社会文化活动；作为被观看者，他借机向西人积极传播中国文化。作为这场跨文化交流的观看者与被观看者，张德彝在其中发挥着桥梁作用。在40年的使西生涯里，张德彝对西方文化和民俗的认识不断加深，表现出对现代性城市文化一定程度的认可。以张德彝为代表的这批经历中西文化交流的特殊文化群体，值得关注和研究。
关键词：张德彝；航海述奇；西方民俗
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国门被迫打开，不少仁人志士意识到“西方的坚船利炮远比中国厉害，洋人的声光化电确有切实可用之处”，于是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同文馆是洋务运动的直接产物，同文馆设立之初旨在培养通习外国语言文字之人。1862年，京师同文馆开办，年仅15岁的张德彝（1847－1918）进入同文馆学习，从而改变了他的一生。
张德彝作为晚清第一批游历欧洲的同文馆学生，先后八次出洋，辗转十几个国家，历经四十年，将其海外游历见闻进行记载并以“述奇”命名，包括《航海述奇》《欧美环游记(再述奇)》《随使法国记(三述奇)》《随使英俄记(四述奇)》，直至《使英日记(八述奇)》，共两百余万字。张德彝的海外见闻记载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史料，也是晚清认识欧美民俗的一个窗口。张德彝对于欧美民俗的认识，既有对欧美现代生活的体验，也有对异质文化的评价。作为闯入异域的个体，在前后四十年的西方民俗体验中，张德彝的心态和认识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一、迎与拒：对西方物质文化习俗的心态
中国传统社会并非仅仅将“物”看成客观上的物体、物质，而是存在“对物的伦理化”看法。《易经》中有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日常生活中所用之“物”实际上蕴含着深刻的思想理念，“一方面是生活日用承载伦理说教，扩大了教化的领域；另一方面又肇成生活日用对伦理规范的冲击”，这些伦理规范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积淀。
作为跨越重洋来到异域的外交使臣，张德彝被西方社会种种新奇之“物”所吸引，“物”作为张德彝对西方社会生活最直接观察的载体，常常出现在他的日记中。在最初的记载中，张德彝仍然根据中国日用之物的标准来描绘西方之“物”的特征，并限定“物”的品类和范围，其中饮食和服饰是他日记中经常提到的两类“物”。随着西方生活经历的丰富，张德彝逐渐体会到西方的“物”无法关联到中国传统的伦理规范，中西方不同物质文化的背后是“俗”和“礼”的不同，中西之“俗”和“礼”的不同与碰撞令张德彝感到困扰与纠结，常处于欲迎还拒和欲拒还迎之间。
（一）对西方饮食习俗的接受
19世纪中叶的欧洲，经过工业革命的洗礼,已经建立起崭新的现代工业文明。1866年，年仅19岁的张德彝第一次随斌椿、赫德等游历欧洲，欧洲发达的现代物质文化使他深深震撼。初踏西土，许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奇事物都令他大开眼界。张德彝出使期间，停留居住时间最长的是当时世界上最为繁荣的国家———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随着工业时代经济和技术的进步，英国的饮食观念和饮食文化不断发生变化,一方面饮食文化特别是茶会成为社交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饮食卫生也在科技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被重视。
张德彝最早对西方饮食的体验是在西行的船上，那时他已接触到西餐。据他记载，在船上“每日三次点心，两次大餐”，用餐时“桌上先铺白布”，餐具以“每人刀、插、盘、匙、饭单各一，玻璃酒杯三个”。他观察到，西方人“所食者无非烧炙牛、羊、鸡、鱼，再则面包、糖饼、苹果、梨、橘、葡萄、核桃等。饮则凉水、糖水、热牛奶、菜肉汤、甜苦洋酒，更有牛油、脊髓、黄白饭等物”。由于在船上风浪颠簸、呕吐不止，张德彝最初对西餐评价并不高，认为“盖英国饮馔，与中国迥异，味非素嗜，食难下咽。甜辣苦酸，调合成馔。牛羊肉皆切大块，熟者黑而焦，生者腥而硬。鸡鸭不煮而烤，鱼虾味辣且酸，一嗅即吐”。张德彝对西餐的评价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对西餐的感受。例如，李圭在《环游地球新录》中记录了他于1876年在费城参加世界博览会期间对美国人饮食的印象，“西人日常所需者，多半与华人食性不同”，除各国的酒味道甚佳外，“若牛油、乳酥、架非，则华人直无过问者矣”，对西方饮食的评价也不高。
由此可见，晚清游历欧美的中国人最初对西方饮食不太适应，这也反映出中西之间饮食文化的差异，但随着游历时间变长，他们对西方饮食逐渐适应，变得越来越“入乡随俗”。1888年间，张德彝已渐谙西人饮食之道，他称赞西餐的做法“务期多益少损，有利无害，以俾养生卫生而得长生。是以制肴设法审定火候，功夫极须精细，器皿亦当净洁”。他还用科学饮食的眼光理解西方人的用餐习惯，“其次序前后多寡，亦因其性，有纯烈之别也。其早晚三餐，皆有定时，不能因事更改时刻”。1905年，张德彝最后一次出使时，已经从卫生健康的角度进一步认可西餐，认为“西国讲求饮食洁净精纯，不仅为华美壮观，味佳多进，更冀喜食之物易于消化，方为有益”。
面对西方物质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饮食文化，张德彝在八次出使海外的生涯中，其心态和行为都发生了动态的变化。在初期，无论是对饮食的口味习惯，还是与饮食相关的风俗，张德彝都不十分接受西方的饮食文化。然而，到了出使的后期，张德彝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心态上日渐接受西方饮食，在行为上常常大块朵颐，在认知上开始抛弃传统伦理规范对饮食的一些理解，转而运用西方的卫生健康知识来解释西方的饮食习惯和风俗。
（二）对西方服饰习俗的拒斥
同饮食一样，服饰也是中西文化差异最直观的表现。例如，张德彝注意到法国人在不同场合着衣的颜色与中国人的大为不同，“盖外国凡有婚娶会客喜庆之事，皆服白色。男子之衣，只黑白红青四色而已，孝服则皆青色……公服四季亦系青毡、皮鞋、高帽。妇女孝服亦皆青色，平素则衣五色绸缎长裙，假发、小帽、皮鞋”。这与中国着装的风俗习惯截然相反，中国人在婚娶时用红色来烘托喜庆热烈的氛围，在葬礼上穿白色的丧服以表示对死去亲人的哀悼。
张德彝还观察到西方人在睡觉时有穿“寝衣”（睡衣）的习惯，并在《随使法国记（三述奇）》中记到，“男女寝必有衣，长与身齐，缝以白布，有袖无襟，从首套下”，可见西方人的睡衣与中国人宽大的白色长衫非常相似。张德彝在美国游历时，对中西方服饰文化的差异有所误解，他写到，“前在纽约，时当盛夏，明等被纱罗大衫而游于市，而土人谓其服寝衣而游，共非笑之。盖西俗夜着长衣，昼着短衣故耳”。张德彝对西方人穿睡衣就寝感到十分新奇，而西方人又因中国人穿着长衫而误认为“着寝衣出户”，这样的误解将文化上的差异表现得淋漓尽致。总之，不论是借助张德彝之眼来观察西方，还是西方人透过张德彝来观察中国人，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处处可见。
张德彝对于西方服饰的态度并不如对西方饮食那样入乡随俗。例如，在德国出使期间，张德彝欲戴从北京寄来的毡帽出门，有人劝他别戴毡帽，“恐为洋人所笑”，他对此反驳道，“乃在此反恐洋人笑，而以为不雅观，亦可异矣。究不知其居心，以何等服色，方可入洋人眼目，而不致笑者，岂必剪发短衣而后可乎！”在西方生活期间，由于条件的限制，饮食方面不可能如国内一般，但是服饰却可以从国内随身带来或者从国内邮寄，所以张德彝在着装上并未有太多变化。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服饰虽然和饮食一样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但在政治意涵上较饮食更为深刻。喜食西餐更多是口味的偏好，而易服改发则意味着身份的彻底转变。服饰的“身份化”使得服饰“作为尊卑等级的具体标志”，“将人区分为贵贱亲疏的不同家庭及社会角色，而人则要根据自己的角色穿衣戴帽”。张德彝对此有严格的自觉，德国人“见华人衣服华丽鲜明”，便向他询问“男女服制有定否”，他详细介绍了各种颜色衣服的使用范围，强调“黄色惟大皇帝之辇毂用之”。因此，即使见识到形形色色便利的西式服装，在着装上受到西人嘲笑，张德彝也不可能“剪发短衣”。
作为出使西方的外交官，张德彝希望“出使外洋者，一切不必听洋人指使，皆归自行斟酌，量其事之大小，别以蟒袍、补褂与行装可也。如以蟒袍可不着外褂，取其简便，是何言欤”。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和“袍褂之制度”，是不能够随意更改和“任意为之”的。服饰不仅关乎个人身份，而且与国家体制密切相关。服饰的变化必然会与国家各种制度相关联，引发连锁反应。张德彝严厉批评了日本的服饰改效西式，认为日本“处处效西法，不惟官民之衣冠，虽礼节、年历、教务亦无不仿效之，未免太过矣”，而美国则“不忘其本处”。虽然沉浸西方物质文化多年，中国服饰文化一直是张德彝坚守的红线。

二、看与被看：对西方社会生活风俗的体验
如果说，对西方衣食住行等物质层面的接触带给张德彝有关中西文化差异最直观的感受，那么，对西方社会生活风俗的体验则令他对西方文化产生进一步认识。如张德彝对西方人生仪礼、宗教信仰、节日风俗的记录，体现了他对西方社会生活风俗的观察和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作为晚清第一批游历欧美的中国人，张德彝的认识并未完全开放。身处异国他乡站在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上，感受中西文化的不断碰撞，他的内心和认识常处于一种矛盾之中，既有根深蒂固的儒家士大夫思想，也有对西方先进文化的相对理性认识。
（一）对西方社会生活的观察与参与
张德彝在接触和观察西方社会生活风俗时，多从儒家伦理的角度对其评价。例如，他在刚刚接触到“肾衣”（避孕套）时尽管觉得新奇，但认为使用此事物并不符合儒家的伦理观念。他认为，“孟子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惜此等人未之闻也。要之倡兴此法，使人斩嗣，其人也罪不容诛矣。所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显然，他对西方人使用避孕套这一行为并不认同。又如，他曾称赞“西人好洁，虽浴室净房，每日必勤加洗涤”，但对于西方人将新闻报纸、书札等带字的纸张在看完以后，“弃诸粪壤，且用以拭秽”的习惯大加批评,认为是对字纸的不敬惜，因为在他看来，“按字虽分中外，然西国既用以纪事载言，即与中国之视华字等。且朝聘、会盟、征伐诸大政，无不于字综其典礼；天文、地理、格致诸名学，无不于字阐其精微。而竟蔑视之，盖亦未之思耳”。再如，张德彝虽在之前见过医院的外科手术，但在其坠马受伤后，对于西医的施治“再三求免”，在请求服中药未得许可后，甚至夜间偷服中药，“每日华药煎熟，入夜方令华仆悄声灌服。至白昼，则仍浴身冰水，任其治疗而已”。可见，张德彝对西方的一些生活习俗并不认同，因为他仍然固持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一些观念。
张德彝在欧美游历期间，认真观察西方各地的文化生活风俗，对西方的婚丧嫁娶形式、宗教信仰、社交礼仪和节日活动都详加记述。婚礼习俗是展现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中西文化差异的背景下婚礼习俗形式也多有不同。张德彝在游记中记录了西方婚礼的形式与礼俗。他观察到，区别于中国婚姻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及一夫一妻多妾制，西方婚姻表现出更多的自主性，“西俗男女婚嫁，皆自主之。未娶未嫁之时，彼此爱慕，相交如友。再计其一年所得财帛，比之相等。然后告之父母，复同往官署声明，官以一纸书，内载某人娶某氏为妻，某女嫁某男为夫，彼此情愿，男不许娶二室，女不许嫁二夫”。他发现，西方婚礼形式流程也比中国的简单。在西方，“待迎娶之日，夫妻先入礼拜堂告之牧师，祝于天主。牧师各以金戒指一枚，贯于男女之无名指，以别处女、鳏夫。嫁娶后，众戚属食于男家。女有一饼，名曰嫁饼，众人分而食之。立言数语，以志庆贺”。而中国婚礼讲求“六礼”，在正式进入“亲迎”环节前还需有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五个流程。张德彝还记述了西方人的“蜜月旅行”，即在婚礼结束后的第二天或几天内，夫妻会一起去外国旅行，“富者之游也，其地或千里，或万里；其期或一年，或数年，然后回国。贫者只在本国遨游数日而已”。
西方节日的庆祝也是展现西方民俗的一种重要形式，张德彝在游记中述及了西方特有的节日如愚人节、平安夜和圣诞节等。他记到，愚人节为西历四月初一日，在愚人节这一天，“无论男女皆可彼此设计愚弄，互不悔怨”。平安夜，“系耶稣诞辰前一日，天主、耶稣两教之礼拜堂皆燃灯列座，夜半奏乐诵经，声闻数十里。街市各铺关闭，男女着新衣，昼夜街游。家有小儿者，皆买松树一枝，上挂各种玩物、纸人、荷包、红绿小烛等”。圣诞节，“铺肆关闭三日，家家食牛肉李子饼。男女相见，各道‘欢喜圣诞’……凡礼拜堂、人家、铺户，皆挂大枝于门首”。可见张德彝对西方节日习俗比较了解，记载得也很详细。
张德彝不仅悉心观察西方文化习俗，而且不断参与社会交往活动，亲身体验当地文化生活习俗。纵观八部述奇，可以看出舞会和茶会是张德彝参加最多的活动，他观察到“英国茶会、跳舞会之盛，每年由三月至六月中旬止。此俗由来最古，欧罗巴、阿美里加二洲各国，率皆为之”。在跟随郭嵩焘出使英国期间，张德彝便常与同事一起参加跳舞会，觉得跳舞“异常香艳”，“当其跳时，因思中国瘦腰纤足，长袖善舞，而外邦则露臂袒胸，无袖而舞，是亦中外不同之一端也”。到了写作《六述奇》时，张德彝大赞跳舞有益无害。他将西方跳舞活动比附于“中国古礼缀兆进退之仪文”，因为跳舞时既有“送迎交接之礼”，又非常注意“仪容整肃”，“既赏心而悦目，更活络以舒筋，心无异想，意在畅情，不至神疲力倦，似觉有益无损也”。认为中国人取乐之道多是去青楼纸醉金迷，“反不如西人之取乐，择其有益而无损者行之也”。
张德彝跟随郭嵩焘出使英国期间，对英国的茶会民俗也有详细记载。他指出，茶会主要分午后茶会和晚间茶会。午后茶会女客多而男客少，按照规模分为三等，“大会礼仪繁重，备有歌乐盛筵，客来多至百余名，少亦五六十人。中会客由二十至五十不等，歌乐有无皆可，筵席稍杀。小会则请戚友十数人，相与坐谈，饮茶小食而已”。晚间茶会一般在晚上九点半或十点钟，主要活动是奏乐或演剧。《八述奇》中记载，张德彝作为驻英大使出使英国，并带夫人金氏、幼子荣骥和孙女佑英一同前往。抵达英国后的第一个月里，张德彝携夫人参加茶会十次。相对于郭嵩焘、洪钧等前任外交官，他表现出较强烈的社交欲望和对西方社会文化风俗更大程度的接受。
（二）向西方人介绍和传播中国文化
在参与社会文化生活的过程中，张德彝一方面细心观察西方世界，另一方面积极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欧洲人视中国人很新奇，张德彝一行在国外经常引起围观。在荷兰时，“所寓店前男女老幼云集，引领而望。乘车出时，则皆追随前后，骈肩累迹，指话左右”；在汉堡看马戏时，“游人见华人至，皆追随恐后，嘻笑之声，一路不断”；在伦敦游水晶宫时，“游人男女老幼以数千计，见我中国人在此，皆欣喜无极，前后追随”。
张德彝一行在国外引起如此关注，因此他在西方游历时也处处向“泰西”人展现中国文化的魅力。在意大利时，有一日耳曼人向张德彝一行索要中国字，他便慷慨赠与墨宝，“磨墨草诗二章赠之，其人大喜，如获拱璧”。在顾铎家拜访时，其妻妹“久慕中华”，向张德彝提出“索画”的请求，他“遂书白莲一枝以应之”，并题词“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赠与她。在法国时，两位妇人与张德彝讨论中西方礼节的不同，并向其询问中国的礼仪，他礼貌地向她们讲解，“男女授受不亲，礼也；以卑敬尊，必拜跪，亦礼也”。不少法国人对中国的饮食非常感兴趣，如法国人博庇业向其索要中国食物，张德彝认为“天下所食者，无非五谷六畜、盐梅菜蔬等物，惟中土之酱，以外洋所少，遂给酱砖一方”，并详细告知其使用方法。
张德彝还积极地在西方宣传儒家思想。如在巴黎富商沙邦鼐家晚餐时，有人与其讨论天主教与中国儒教，张德彝“遂告以修齐平治之道”，并说到“中国孔圣之道，闻于海外，鲜有驳其非者。据洋文所译，虽不得其详细，而其梗概，早令远人敬服矣。某等不敢遽云儒教，而所遵行每多吻合，因天主真经之言，多与孔子之言符也。苟国家不使其人之道其所道、非天主之真道者游行天下，则中外讵不和睦而安定哉？”张德彝的这番言论表明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又如，在华盛顿参观男女官学时，张德彝应邀演讲，向学生“宣讲中国圣教”，“以忠孝节义等语”“以励诸生”。
张德彝的海外见闻记述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生动写照，他本身也承担着两种身份角色的转换。一方面，作为西方文化的传播者，张德彝在欧洲各国的游历，使他直接、广泛地接触到西方社会和文化，他的“航海述奇”将许多新奇事物介绍到中国，使晚清中国人大开眼界，他对西方风俗文化的记录成为当时人了解西方的一扇重要窗口。另一方面，张德彝又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尽力向西方展现中国文化的魅力，对于西方人索要书画有求必应，礼貌地向人讲解中国的饮食、礼节文化，抓住机会积极宣传孔孟之道，使西方民众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在中西文化的接触与互动过程中，张德彝这样的“交往者的实际境地、现实体验、各种兴趣和相互认识都在改变，从而导致新的价值判断，导致‘文化涵化’，即不同文化群体直接接触所引起的一个或两个群体之文化范式”。从张德彝身上，我们看到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而他作为这场跨文化交流的“观看者”与“被观看者”，在其中发挥着桥梁作用。


三、赞扬与关注：对西方城市现代性的认识
张德彝的出使日记，是“以日记体撰写的泰西风土记”。他对西方城市文化的描摹，多是从习俗角度对西方城市的记录。鸦片战争前，中国传统城市文化一直在相对稳定地自我发展中；鸦片战争后，“区域性的城市文化受到异质文化的冲击”，“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对待中西城市文化的一种准则”。张德彝在四十年的使西生涯里，身处西方城市文化场域中，表现出对现代性城市文化和城市文明的认可与关注。
（一）对西方城市景观的赞扬
从航海出行时乘坐的英国“火轮船”，再到游历欧洲所接触的“火轮车”“公共马车”等，张德彝对国外交通工具的记载颇为详细。初访欧洲，他就对“其铸造一切，皆用火机，不需人力；虽千万斤铜铁，自能转运”相当感兴趣，描绘在“火机”基础上建造的火轮船“行如飞”。在法国，张德彝接触到“火轮车”，并对火车的构造、陈设、车票以及行车规则进行详细介绍。此外，张德彝还记述了其他外国车式，如英国的四轮、两轮车、“海车”（高式街车）和“公共马车”以及美国的单马双轮车、荷兰的橇车等。在德国首都，“德京除单、双马车外，又有如美国之铁道公车，如英国之跑海公车，通城此车亦各数百辆”。
欧洲的现代化城市给张德彝留下深刻印象，巴黎是他接触的第一个西方都市：“法国京都巴黎斯，周有四五十里，居民百万，闾巷齐整，楼房一律，白石为墙，巨铁为柱，花园戏馆茶楼酒肆最多。”从张德彝的描述中，便可想象当时法国城市的华丽。初到法国时，他曾下榻巴黎的宾馆，铜制轮床、羽绒被、细羊毛毡等卧具都令他感到舒适，“眠时枕与褥左右卷起，将人裹于其内，其轻软莫可言状。若当寒夜迢迢，频来好梦，人之溺于衽席者，又焉肯负此香衾哉”。从张德彝对现代城市生活的体验和描述中，可以看出当时西方人对居住条件舒适度的追求。
19世纪中期以来，欧洲主要国家开始对传统城镇的环境进行改造，力求实现城市环境的现代化，主要包括对“城市商业中心的重新规划与更新，街道的拓宽与美化，对城市公共空间的关注，对居民住宅建筑的规范等”。相较于当时中国的城市，西方现代城市的道路、绿化和卫生状况均令张德彝向往。他注意到，西方的各个城市重视绿化景观，政府安排专人定期修剪，使树木“整齐高矮一律”，“使人行之爽快，视之适意耳”。街道也是城市街景的重要部分，“外国街市，一律新齐洁净，道路平坦，房无旧式，更无坍塌损坏未经修理者”。
西方科学的城市规划和先进的公共管理设施远超当时的中国，而城市卫生状况是张德彝最为重视并给予赞扬的。张德彝观察西方城市各种各样的公共场所和设施，最后都落脚到对卫生状况的关注。为了解决资本主义工业化以来出现的卫生、空间规划等方面的问题，欧洲主要城市如伦敦从19世纪40年代早期开始控制住房、治理街道、改善城市卫生。自1848年的《公共卫生法》开始，英国在1866至1875年间实施了一系列关于改善城市卫生状况的法案，并使英国城市卫生状况最终得到改善。在柏林，张德彝发现菜市场早上开门营业，出售各类食材，中午营业结束后，“齐行装载厂车携去，即时有兵六七名前往洒扫洁净，以车载污秽下乡”。城市公园是张德彝常常驻足的场所，他称赞柏林的公园草地管理甚善，“杨柳垂青，丰草绿缛，颇极平坦清洁可观”，“道路平坦，整齐洁净，树无枯枝，地无荒草落叶”。张德彝对伦敦街区公园的第一印象也是“往来道途平坦，无垢秽，楼舍峻整华洁”。中国传统卫生观念注重个人的清洁而非社会的洁净，但在卫生现代化的过程中，“传染病的防治、城市的清洁管理以及卫生教育等公共卫生事项逐渐成为国家的日常事务，各种近代卫生话语开始被当成一种文明的符号来规范公众的身体和行为”。当时中国的城市公共卫生事业还处于比较落后的阶段，这也是张德彝对西方现代城市的干净和整齐十分向往的原因。
（二）对西方城市公共领域的关注
欧洲城市出现的现代性公共领域引起张德彝一定的关注。“公共领域”是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的概念，是指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它介于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超越私人领域而不受政府权力管辖，并致力于开展公共事务。同时，个人通过沙龙、咖啡馆等公共场所以及报刊等公共媒体，参与有关国家政治和公共事务的讨论，形成舆论上的公共领域。张德彝在德国游历期间发现，不仅在乡间“凡本地应办之事，如修道路、造桥梁及一切公务，均由居民公举人员办理，地方官仅任督察而已”，而且城市里的“一切公务，可由居民自行主理，不论土著、客籍”。
报刊作为当时城市公共领域的主要组成部分，引发了张德彝的极大兴趣。早在1876年张德彝出使英国期间，便发现伦敦报纸有30余种，“各有所长，所叙不同”。这一时期伦敦的报纸比较少，张德彝未对这些报纸的具体情况进行详叙。20多年后的1897年，张德彝在英国期间，考察了英国报刊的历史，了解到其“创自西历一千六百二十二年（即明熹宗天启二年）”，历史悠久。他还详细统计出伦敦当时在售的报纸高达1999种，并不厌其烦地列出了这1999种报纸的名字。张德彝指出，这些报纸各有不同，在内容上有“官事、杂事、学问、商务之别”，在版式上有“带画、带图、单篇、双页、四篇、一册之殊”。他特别强调，西方城市报纸数量大、种类多，能够“流通公论，详著近闻，其效至宏，其例至赜，入国观政，略具于斯”。在西方现代社会，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自民众的意志，特别产生于具有政治批判性的公共领域中。
与此同时，中国城市的公共舆论也在悄然形成，首先出现在上海。1896年《时务报》的创办，标志着具有政治批判性的公共领域正式形成。《时务报》虽然在上海诞生，但其舆论范围遍及全国，甚至远播海外。张德彝身在伦敦，也参与到《时务报》构建的公共舆论网络中。《时务报》多采用邮寄方式寄到海外，张德彝常在日记中抄录《时务报》上他觉得重要的文章，其中“缠足”是他最为关注的问题。他在《六述奇》中全文抄录了第三十五册《时务报》中黄鹄生论中国妇女缠足之害的文章———《中国缠足一病，实阻自强之机，并肇将来不测之祸说》，认为“此俗之变，或有转机”。同样在《六述奇》中，他还全文抄录了《时务报》第三十八册张之洞的文章《戒缠足会章程叙》。张德彝对废除缠足问题的关注与其对西方民俗的观察密不可分。西方国家不存在缠足这类陋习，是他提倡废除缠足的重要驱动力。张德彝对于缠足的陋习直接批评道，“至将来更变是俗，不由遵奉本朝之法，而由渐知天下万国无此陋俗，自知是非循理，有违上天生人之德，而始改之，则殊可耻矣”。由此可见，张德彝并非完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当他发现西方更为文明的习俗时，他能够理智认知并作出判断取舍。

四、余论
张德彝的八次海外游历，使他对欧洲的社会文化和民众生活有很真实的体验，并先后完成了八卷日记题材的“航海述奇”见闻录。其中第一部《航海述奇》、第四部《随使英俄记（四述奇）》、第八部《使英日记（八述奇）》都刊行过。其余虽未刊，但经钟叔河整理，成为研究晚清中西文化交流颇具价值的史料。
若与晚清其他有海外经历的士大夫相比，张德彝尤为高产，与他同一批入选游历欧洲的同文馆学生凤仪和彦慧，似乎都没什么著述。张德彝第一次航海出国时只有十九岁，首次走出国门与域外的接触令他深感震撼，许多新奇事物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因此在第一部《航海述奇》中，他对所见所闻进行事无巨细的描述。与同行斌椿所写的《乘槎笔记》相比，张德彝的描述体现了更加生活化的观察视角，语言也比斌椿的更加生动具体。
张德彝虽然留下了八部珍贵的颇具价值的史料，但对于其“航海述奇”，学界评价并不高。张德彝虽然广泛接触到西方社会和文化，并将其观察完整记录，但同文馆出身的他在叙述西方新奇事物时，流露出士大夫的保守思想，对于西方现代文化的观察和评价常带有“矛盾性”，接受先进文化的同时又保持传统儒家的某些旧观念。而有些开放型的新知识分子，在游历西方归国后大都经历了思想的一个转变过程。例如王韬旅欧归来后，开创新闻事业，创办《循环日报》并多次在报纸上发表政论文，介绍西方的政情民事，倡导“变法自强”，根据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在接触到欧洲完善的教育体系后，批判旧的科举制度，提出许多新的教育改革思想；通过创作题材新颖的海外小说开启国人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想象。王韬的主张和做法代表了一些先进旅欧知识分子归国后的状态。那么，张德彝是否一直就是顽固不化的旧知识分子的保守状态呢？答案是否定的。
张德彝对西方民俗的体验和认识带给他非常复杂的影响，不能简单以文化保守主义论之。“礼”和“俗”是分立且互动的，民俗在某些层面可以上升到国家体制和典章制度。张德彝作为外交人员从江河日下的清朝来到现代文明的西方，自然会在“采风问俗”时产生比较，进而产生两个层次的心态。对于西方民俗，张德彝的基本原则是“入国问俗”，“凡处循理，不偏不倚，不伤国体，能合其中”。因此，对于服饰、发辫这些与“国体”紧密关联的民俗，在他看来没有改变的余地。在另一层次上，张德彝受到西方社会现代文化的影响，发现西方部分民俗的长处，进而提倡对国内某些陋俗进行改变，主张移风易俗。张德彝认为“政莫大于礼”，而“《礼》始饮食”，“日用起居之间，里巷琐屑之事”等民俗，“其于政教也，譬诸江河之有尾也。疏通浚沦，莫要于此者，政将于是乎觇通塞焉”。在不损害“国体”的情况下，适当地在饮食、社会生活方式、城市建设等方面学习西方民俗，并移除国内的陋习，张德彝认为有利于清朝的政治和教化。
虽然“张德彝思想认识上的矛盾，确实妨碍了他接受新思想的洗礼”，但他“对西洋的认识一次比一次深入”。第一次随使出行，他在《航海述奇》中的记录重点只是西方的新奇事物，在第二次出国时所著的《欧美环游记（再述奇）》，不但内容上较第一部丰富，记录的重点也从新奇器物转移到对欧美各国习俗、文化上的关注，并多次记录使团活动、中西文化交流、中外贸易、外国政治和国外工业技术文明等情况。有时还会记录自己对于某件事情的主观评价与想法。张德彝在《随使英俄记》书中也有好几次谈到自己对西洋认识的进步和提高，他认为“前三次在伦敦不及半年，一切多为详考。此次（第四次）随使八九月以来，细察英国风土：人颇城市，不尚虚文；有职役则终其事而不惰，有约令则守其法而不渝；是非论之甚确，利害辨之甚明；辞受取与，亦径情直行，不伪为殷勤，不故意为谦让。有约届时必赴，一切以诚实为本，而以妄言负约等于隳节败名，可谓严以处已矣”。张德彝已经不是初踏西土对所有新奇事物都一一记录的少年了。
可见张德彝的思想并非顽固不化，在接触到西方先进的文化习俗后，他也表现出一种调整并适应的转变过程，这也是其他士大夫在欧美游历后表现出的共性。纵观张德彝的八部航海述奇，其认识也有一个由内到外，从认识器物技术到制度再到先进文化的发展过程，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他在对西方新事物作出观察和记录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西方国家不仅物质上富强繁盛且文明程度也不逊于中华，认识到西方世界的先进性，也因此想改变中国的落后现状。虽然他提出的改革建议在当时大多流于形式，并没有产生实质影响，但正如钟叔河所指出的：“《述奇》的价值，不仅在于记述了中外交往上许多有趣的事实，而且也在于它生动地反映了像张德彝这样一个人，即使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只要他被历史潮流卷上了走向世界的道路，也就不可能不承认新的、多样化的世界确实是客观存在这样一个事实。这就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说明：由闭关自守到实行开放，是不可抗拒的历史的必然，是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张德彝作为近代外交群体中士大夫的一个缩影，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表现出的“晚清遗老”形象，既与他所受到的儒家传统教育有关，也与他抱持士大夫身份的矛盾心态有关，他的思想认识和观念变化集中反映了近代中国人走向世界过程中的复杂心理。张德彝对西方民俗的记录与介绍，开阔了国人眼界，增加了国人对西方文明的了解；与此同时，他也向西方人介绍和传播中国文化习俗，从而成为双向文化交流的桥梁。以张德彝为代表的这批经历中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特殊文化群体，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早期启蒙意义，值得我们关注和重视。
文章来源：民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