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专题 | 萧放 孙英芳：民国时期大学民俗学学科建设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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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专题 | 萧放 孙英芳：民国时期大学民俗学学科建设述略

原创 北师大民俗学  北师大民俗学  3天前
内容摘要：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与大学教育关系密切。民国初年的歌谣学运动发端于北京大学，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民俗学进入中山大学学科体系，民俗学教学活动开始起步；20世纪30年代是大学民俗学教育的初步发展期，杭州等地的民俗学活动使民俗学学科意识和学科研究方法得到强化，民俗学课程在国内高校广泛开设；20世纪40年代以西南地区和解放区为典型代表的民俗学活动，促进民俗学学科继续向前发展，高校民俗学课程得以延续。民俗学在民国时期萌芽、初创和建设等关键过程中的不断积累，为新中国成立后学科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键词：北大歌谣运动、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杭州民俗学研究、高校民俗学课程


中国向有观风问俗的传统，关注民俗采录与民俗教化式的言论与实践历代皆有，但作为学科的中国民俗学起源于20世纪初年，它的发端与成长与中国大学教育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根据档案文献及相关资料，试图勾勒民国时期大学民俗学学科的建设轨迹。

一
20世纪20年代中国民俗学学科在大学萌芽

近代以后，中国文化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在内忧外患的危机之下，晚清帝国被迫打开了大门，拉开了中国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的序幕，形成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明显转向。文化界一些活跃的积极分子在引进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自由民主精神的同时，也开始重新审视固有的中国文化。在“民主”口号的引导下，他们的眼光开始向下，关注普通民众，并积极奔走呼号，呼吁建立不同于过去圣贤文化的新文化。在“五四”新文化的历史洪流中，中国民俗学应运而生。

学科具有学术性的本质，因此学科从产生就与大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作为一门学科，我国教育界学者一般认为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它是学问的分支，即科学的分支和知识的分门别类，是一种发展、改进知识和学问研究的活动；二，它是教学的科目，是一种传递知识、教育教学的活动；三，它有学术的组织，即学界的或学术的组织，是从事教学与研究的机构。本文论述民国时期民俗学学科的发展历程，即主要从这三个方面展开。

（一）
北京大学民俗学的发端

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民俗学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实际上，辛亥革命后，受西方文化理论的影响，鲁迅和周作人在留学日本时，即开始对歌谣、神话等产生了兴趣，并发表了一些论述文章。鲁迅在1913年12月的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上发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首先提出建立民俗文化组织的倡议。周作人在1913年12月写的发表于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4号上的《儿歌之研究》一文中，首先使用了“民俗学”一词，但由于其影响不及后来的歌谣运动，故学术界一般认为，民俗学活动发端的起点应该是北京大学开始的歌谣运动。

北京大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而歌谣运动正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表现。1918年北京大学发起歌谣运动，成立了歌谣征集处，也拉开了我国民俗学的序幕。“这是民俗学史上一件大事，它是一个号召书和宣言书，动员全国搜集代表人民心声的民俗歌谣，宣告了中国民俗学运动的开始。”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的成立，成为我国民俗学开始的标志。钟敬文先生也曾论述过：“五四运动的前一年，也是新文学运动的后一年，北大歌谣征集处的搜集和发表歌谣，是关于民俗文化这门新科学的真正发端。因为歌谣、谚语本身就是一种民俗现象，甚至于是相当重要的民俗现象，欧洲一些国家的近代民俗学活动，最初大都是从搜集歌谣或民间故事等开始的；其次，歌谣是以活语言表达和传播的口承文学，同时又是别的许多民俗事象的载体。”《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发表3个月后，“所收校内外来稿已有八十余起，凡歌谣一千一百余章，由刘复教授选其最佳者，略加诠订，名曰’歌谣选’”，自5月20日起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每日一章。至1919年5月22日，共发表了征集来的流行于四川、江西、黑龙江、安徽、广东、湖北、江苏、直隶、北平、河南、陕西、山东、浙江、云南、辽宁等省市的148首歌谣。

北大的歌谣运动，很快引起了有关学者对歌谣的探索和研究，于是学术界的民俗学研究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报纸杂志作为近代以来的新兴媒体，是反映新文化发展和学术研究动向的前沿阵地。北大歌谣运动开始以后，很快在一些杂志上得到了反映。《北京大学日报》、北京《晨报》、《少年》《妇女杂志》、《努力周刊》等都关注歌谣的民俗研究，发表歌谣、童话作品及魏建功、沈兼士、周作人、郑振铎、顾颉刚、赵景深等人的相关文章。随着歌谣运动的发展，常惠等人倡议成立歌谣研究会。1920年12月19日，歌谣征集处改为歌谣研究会，专司歌谣征集、整理等事，由沈兼士、周作人负责。北大歌谣研究会成立后就开始征求会员，成为一个有领导、有章程、有会员、有计划的民俗学学术团体。

北大歌谣研究会最突出的成绩是创办了我国第一个专门性的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刊物——《歌谣周刊》。1922年创办，从1922年12月17日至1925年6月28日，共出97期。另有《歌谣周年纪念增刊》一本。至97期后并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歌谣周刊》明确地把歌谣纳入民俗研究的范围，在《歌谣周刊》的《发刊词》中这样写道：“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即民俗学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虽然还没有学者注意及此，只需几个有志未遂的人是做不出什么来的，但也不能不各尽一分的力，至少是供给多少材料或引起一点兴味。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因此我们希望投稿者不必自己先加甄别，尽量的录寄，因为在学术上是无所谓卑猥或粗鄙的。从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所以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未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这是第二个目的。”



《歌谣周刊》上发表不少研究民俗学的文章，除了对歌谣方言方音、搜集、整理、分类、特点、研究方法以及歌谣在学术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等等进行了探讨外，还对孟姜女传说故事、婚俗、丧俗、岁时节日、信仰等进行了研究，对推动民俗学的研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与此同时，北大歌谣研究会还出版了董作宾的《看见她》、顾颉刚的《吴歌甲集》和《孟姜女故事的歌曲甲集》等作品。

1923年5月24日，北京大学又成立了风俗调查会并开展了征集风俗物品的活动。北大风俗调查会是我国现代最初的民俗学机构。虽然它存在时间不长，但它印发《风俗调查表》、《风俗调查会简章》、《北大风俗调查会征集各地关于旧历新年风俗物品之说明》，号召各地进行风俗调查，征求风俗物品，建立风俗物品陈列室等活动，尤其是派人在北京及其附近进行了几次风俗调查，搜集民俗资料，其中1925年5月顾颉刚等几位北大教授的妙峰山庙会调查，首开大学学者的民俗学田野联合调查的先河，成绩显著，在社会上产生积极影响，成为现代民俗学活动富有气势的开端，也是当时整个民俗文化学兴起的一个有力部分，对后来民俗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从这一时期的北京大学歌谣学运动和风俗调查会可以看出，中国早期的民俗学研究是以民间文艺学为开端的。但由于歌谣运动中的一些学者特别强调歌谣的民俗学价值，使其最终没有成为一个单纯的文学运动，而是向风俗调查会发展，成为民俗学活动的内容。比如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征集近世简章》中就体现出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歌谣的学术思想。周作人在《歌谣》周刊第10号（1923年3月18日）上撰文又强调研究歌谣的目的其一是民俗学的，认定歌谣是民族心理的表现，含蓄着许多古代制度仪式的遗迹，可以从这里边得到考证的材料。《歌谣》周刊的编辑常惠在研究歌谣上也倾向于民俗学，认为歌谣是民俗学的主要分子，歌谣中有社会的真实写照，是历史、地理和方言的最好的材料。从歌谣运动我们可以感知到，五四时期的民俗学者是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带着一种救世的普遍心态开始他们的民俗学研究的，他们研究民俗学的根本动因在于探寻民族文化的本质、根源和共同价值观念，这观念贯穿了大多数民俗学者长期的民俗学研究。

北京大学民俗学课程的开设，不仅是民俗学进入高等教育的开始，同时也是大学服务平民社会文化建设的划时代事件。

（二）
中山大学的民俗学活动

1926年秋，由于北方军阀政治的影响，北京大学等处的民俗学运动陷于停顿。顾颉刚、容肇祖等先后到了福建厦门大学，而后于1927年夏又到了广州中山大学。他们把北大时期开创的、以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和方言调查会为机构的民俗学活动带到中大，使中大在民俗活动方面活跃起来。顾颉刚、傅斯年主持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工作，并与容肇祖、董作宾、钟敬文等发起组织了民俗学会。1927年11月8日，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民俗学会成立。1928年12月25日，顾颉刚和余永梁草拟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本所计划书》中关于民俗的部分提出：“一、作两粤各地系统的风俗调查；二、西南各小民族材料之征集；三、征求他省风俗、宗教、医药、歌谣、故事等材料；四、风俗模型之制造；五、抄辑纸上之风俗材料；六、编制小说、戏剧、歌曲提要；七、编印民俗学丛书及图片；八、扩充风俗物品陈列室为历史博物馆民俗部；九、养成民俗学人才。”在中山大学，他们继续了由北京大学发动起来的民俗学运动。由此，中大遂成为继北大之后的全国民俗学活动中心，在现代中国民俗学史上写下了不能磨灭的一页。

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是中国民俗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一方面，它创办民俗学刊物，出版民俗学书籍。1928年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创办了《民间文艺》周年，后改为《民俗周刊》，先后由钟敬文、容肇祖、刘万章主编，发表了大量民俗学材料和研究文章，并出版了37种民俗学书籍。从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书籍看中山大学此期间的民俗学研究，在之前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和风俗调查会基础上有了很大发展，研究内容更加丰富，研究范围有所扩大，研究水平也有所提高。不仅把民俗学和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社会学相结合，提高了民俗学理论研究的水平，而且重视对广东当地和西南少数民族民俗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民俗学的研究内容。这些都为后来我国民俗学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进行民俗田野调查。尤其是1928年开始杨成志进行一年多的云南民族民俗调查，著有《云南民族调查报告》（1928年）、《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1931年）等，并收买了民族品千余件，为中山大学设立风俗物品陈列室提供了丰富的物品。

再次，值得一提的是，此时期开设民俗学相关课程并有意识地培养民俗学人才。在高校课程体系中设置民俗学相关课程，是促进民俗学学科发展的重要手段。自北大于1918年开始征集歌谣，国学门设立歌谣研究机构始，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类的课程就开始登上高等学校的讲坛。到中山大学时，开始有意识地专门培养民俗学人才。1927年4月到6月，江绍原在中山大学为哲学系和英文系一年级的学生开设新课程——《迷信研究》。同时在语言历史学研究所设置了“民间文学”和“民俗学”两课。1928年4月23日至6月10日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举办了一次民俗学传习班，专门训练民俗调查研究的人才。讲课内容有何思敬的《民俗学概论》、庄泽宣的《民间文学及教育》、汪敬熙的《民俗学与心理学》、崔载阳的《民俗心理》、刘奇峰的《希腊的神话》、顾颉刚的《整理传说的方法》、马太玄的《中印民间故事的比较》和《关于中国风俗材料书籍的介绍》、陈锡襄的《收集风俗材料的方法》、容肇祖的《北大歌谣研究会及风俗调查会的经过》、余永梁的《殷周风俗断片》、钟敬文的《歌谣概论》。钟敬文是这次传习班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和操作者，拟写章程、通告，联络教师，排定科目，借用教室，招收学员，乃至主持开学仪式，都是由他一手操办。

受到歌谣运动和民俗学活动的影响，国内其他地方高校中也开始开设民俗学相关课程。比如1928年国立中央大学社会科学院史地系历史门课程中有“中国风俗史”的课程，“半年二学分。本学程通考古今民俗之留传及变化之史迹，凡民族民生民权皆可循而求之，作一系统之观念。” 1928-1929年金陵大学中国语文系开设有“歌谣选”，“二学分，讲授古今歌谣之有价值者。每周上课二小时，秋季学程，选修。” 1929年国立成都大学英文学系课程中第一学年开设有必修课“神话学”，每周二小时。

从20世纪20年代民俗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中国民俗学诞生在文化前沿阵地的高校中，这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也是民国年间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领地。民俗学在新文化思想指引下的学术研究中产生，所以从一开始，中国民俗学就与中国的大学教育和学术研究具有密切关系，高校教育和研究的传承性和连贯性使得民俗学能够一脉相承。这是民俗学学科在高校中最终能够发展起来的内在基因。从北京大学的歌谣运动到中山大学的民俗学活动，民俗学作为一个学科已经具备了学术研究、教学和学术组织三方面的内容，民俗学学科已经开始萌芽了。但毕竟民俗学学科兴起，各方面的发展尚不成熟。学者陈燮君认为一门学科的创生有五大指标体系：一是它有特有的学科定义和研究对象。二是它是时代的必然产物。三是有学科创始人和代表作。四是有精心营建的理论体系。五是本学科的科学研究方法。从这五个方面来看，首先，20世纪20年代的民俗学的产生毫无疑问是时代的产物，早期的民俗学者已经有了较为明显的学科意识，这种意识“是不同的学科在人文主义思想和对世界的深刻认识的前提下，强调民族和民众的重要性的产物。” 其次，有了早期的民俗学倡导者和创始人，如周作人、魏建功、刘半农、沈兼士、顾颉刚、钟敬文、容肇祖、董作宾、常惠等，且产生了一定数量的研究文章；再次，对民俗的性质、研究对象、功用、研究方法等做了初步的探讨。尤其在中山大学时期，民俗学者对民俗理论的探讨较歌谣运动时期大为增加。何思敬、张清水、江绍原、容肇祖、陈锡襄、汪馥泉、杨成志、林惠祥等人都有关于民俗学性质、内容或民俗特征的论述。学者们“开始认识到遗留物说的局限性，开始把民俗学从民众知识的‘考古学’改变为民间文化的历史学和现实学，开始把民俗学的研究范围从上一阶段的歌谣等民间文学领域，扩大到民间的宗教信仰、习俗和日常生活，更扩大到社会、经济等制度方面。”这些理论探讨，为民俗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做了很好的准备，但此时毕竟处于民俗学刚刚萌芽和发展的时期，理论的探讨尚且不深入，民俗学的理论体系没有建构起来，民俗学的研究方法多借鉴西方而摇摆不定。

二、、
20世纪30年代民俗学学科的初步发展

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俗学在北大歌谣运动、中山大学民俗学活动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民俗学活动的范围扩大到全国很多地方，以杭州的民俗学活动为代表，民俗学的学科意识增强，民俗学的学科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一）
杭州浙江大学等机构推动的民俗学活动

杭州民俗学会活动前后大约有10年时间，以钟敬文、钱南扬、娄子匡等学者为核心。1928年秋天钟敬文到杭州后积极创办民俗刊物，1929年夏，钟敬文与钱南扬开始在杭州《民国日报》上编发《民俗周刊》。这是杭州出现的第一个民俗学刊物。1930年春天，钟敬文、江绍原、娄子匡组织了中国民俗学会。中国民俗学会成立后，创刊了杭州《民国日报·民俗周刊》、《民间月刊》、《艺风》的“民俗园地”和民俗学专号、《妇女与儿童》的“民俗学专号”、《孟姜女》月刊，还编辑出版《民俗学集镌》两辑，杭州民俗学会还陆续出版了民间文化丛书。

杭州的民俗学会虽然成员不多，但其活动却值得关注，尤其是钟敬文先生在这期间发挥了关键作用，为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此期间，钟敬文发表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价值的民俗学论文，对西方和日本的民俗学学说兼容并包，又努力使其本土化，从而造就了他学术生涯中最为辉煌的一个时期，也使他成为重要的民俗学者，他的著述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民俗学派的形成。比如，1935年11月4日，钟敬文客寓东京时写了一篇为《民间文艺学的建设》的文章，发表在杭州出版的《艺风》第4卷第1期（1936年1月1日）上。这是一篇全面阐述他关于民间文艺学学科建设的见解的论文。文中首次提出了“民间文艺学”的概念，“提出了把民间文艺学作为文艺学科中的一门独立的、系统的学科的构想，并就其对象特点、建立的社会条件、所应采用的方法及主要任务等，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所以杭州时期是钟敬文先生民俗学的学术思想转变时期，开始从用一般文艺学观点观察民间文学转向用比较科学的态度去研究民间文学，并接受和运用英国人类学派、法国社会学派等理论考虑这一学科的专门理论和方法。从五四以来的民俗学运动，到学科理论构架的思考和设计，体现出钟敬文先生民俗学学科意识的不断增强。钟敬文的这种转变在他和娄子匡主编的杂志上也可以体现出来。比如1928年3月《民俗》周刊创刊号中发表的何思敬的《民俗学问题》，在《民俗学集镌》第1辑上发表汪馥泉的《民俗学的对象任务及方法》、乐嗣炳的《民俗学是什么以及今后研究的方向》等文章，都可以看出钟敬文在民俗学学科学科发展上的深入思考，想通过树立和强化民俗学的学科意识，来使民俗学学科向着更加正规的方向发展。杭州的民俗学活动，使中国民俗学活动继中山大学之后向我国东南沿海各省扩展，并影响到四川、广西等地，推动了中国民俗学事业的发展。

钟敬文先生在创办民俗学杂志、出版民俗学书籍同时，还身体力行，在浙江民众实验学校民众教育行政科讲授“民间文学纲要”，后来又在师范科讲授“民间故事研究”。按他的话说：“这是当时国内仅有的‘民间文学’教学讲堂”。



（二）
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地的民俗学活动

从1918年北京大学发起的歌谣运动，到中山大学的民俗学活动，再到钟敬文等人在杭州组织的民俗学活动，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民俗学运动伴随着民族解放和新文化发展的时代浪潮，风生水起，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展开。文化界、学术界对于民俗学的热情空前高涨，认识和研究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到20世纪30年年代，民俗资料的搜集和研究从最初的星星之火已经逐渐呈现燎原之势。

1.北京大学的民俗学活动
此时的北京由于政治环境的影响，导致民俗学活动的中心转移到广州、杭州，但事实上，在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到30年代北京的民俗学活动依然进行着。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指导学生写了大量的民俗学论文《鞭策周刊》、《社会学界》《民声报》都有不少很好的关于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文章。在北京，张江裁先后编辑出版了不少有关风俗的书籍，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了一些重要的民俗学研究著作，如江绍原的《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瞿兑之的《汉代风俗制度史前编》、杨树达的《汉代婚丧礼俗考》、林惠祥的《民俗学》、尚秉和的《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等。

这期间北京民俗学活动中值得关注的事情是北大歌谣研究会的恢复和风谣学会的成立。1935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决定恢复歌谣研究会，1936年4月4日，《歌谣》在胡适的主持下复刊。1936年2月，北大歌谣研究会决议发起组织“风谣学会”并通过了《风谣学会组织大纲》。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风谣学会仅活动了一年多的时间，但先后创办3个报纸民俗副刊：南京《中央日报》副刊《民风周刊》、北京《民声报》副刊《民俗周刊》、北京《晨报》副刊《谣俗周刊》，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材料和论文。

2.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的民俗学活动
这一时期中山大学的民俗学活动也有一定的发展。1930年，在中山大学编印的《国立中山大学一览》中对于语言历史研究所民俗学会、办理《民俗周刊》、出版民俗学丛书等活动表示肯定。1932年，中山大学还在文学院史学系、社会学系开设“民俗学”的选修课程，二学分。1935年，杨成志留法回国后，恢复了中山大学的民俗学活动，修改了民俗学会章程，编辑出版了大型的《民俗》季刊，至1943年12月停刊，也发表了不少民俗学文章。

受到北大民俗学活动和中大民俗学活动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以后，其他各处的民俗学活动也纷纷开展起来。除了杂志上不断有民俗学文章、出版社有民俗学书籍出版外，各地的民俗学会也纷纷建立。比如1924年陈锡襄组建“闽学会”、1926年秋私立厦门大学开办的国学研究院等虽然不少地方建立的民俗学会存在时间不长，但对民俗学调查与研究工作起到了推动和组织作用。

20世纪20、30年代以来各地的民俗学活动以及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出版的研究书籍，体现民俗学研究向风俗习惯、信仰等方面不断开展和深入，并对民俗学的基本问题，如性质、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任务等进行了更深一步的探讨，陈锡襄、张瑜、林惠祥、杨成志等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是我国民俗学走向成熟的表现。

（三）
高校民俗学相关课程建设

20世纪30年代，民俗学的研究促使民俗学相关课程在高校的课程体系中获得较大发展，不少国立和私立高校相继开设相关课程，比如“民俗学”、“歌谣”、“神话”等。有据可查的比如：
1929—1930年度国立清华大学本科中国文学系开设有选修课“歌谣”，（上学期，二学分，每周二小时。）由朱自清讲授，“自编中国歌谣讲义，分释名、起源与发展历史、分类、结构、修辞、韵律音乐、评价书目等章。”人类学系第四年有必修科目“民俗学”（一学期，三学分，每周三个小时。）“讲民俗学原理及采集民俗研究材料之方法。” “歌谣”和“民俗学”的课程一直在清华大学保持了多年。

1930年江绍原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四年级开了“礼俗迷信之研究”和“宗教史”两门课。同年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史学系在二三年级开设“中国风俗史”选修课程，规定为一学期，三学分。“本学程专研中国历代各地方各阶层重要风俗之沿革与其影响，使学者略知现今各种社会风俗之由来，且可了解中国民族性之特点。内容以时代为序而注意于各种风俗之（一）发生之原因（二）递变之线索（三）遗传之程序（四）对于民生利病之关系（五）对于民族性之影响。”河南大学国文学系课程中有选修课程“平民文学研究”、“童话研究”、“歌谣研究”。私立大夏大学学程纲要中，国学系有“民众文艺”课，“一学年，每星期三小时，共六绩点。凡关系民众化之文艺，如民众自作之歌谣有文艺之价值者或文士之作品有关于民众者，如诗文词曲小说等均选授之，其目的在使学生能学习浅易而真挚之文艺，使文艺民众化，民众文艺化。”国立成都师范大学文理学院英国文学系在第一学年开设有必修课“中古传奇及神话”，每周四小时。暨南大学文学院史学系开设有“风俗学”和“中国礼俗研究”课程，“风俗学”每周二小时，二学分，四年级选修，并在学程纲要中介绍此课程：“解释并比较各时期，各地域，风俗之异同，和变迁，并说明所以变迁的原理。” “中国礼俗研究”每周三小时，3学分，二年级选修。在社会学系学程也开设有“中国礼俗研究”，每周三小时，3学分，三年级选修，并有介绍此课程的纲要：“以社会学的方法，阐释历史上社会上中国礼俗制度风俗之形成，及其变化。由周秦以至于现代，作有系统的研求。”

1931年，青岛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学程中有“中国古代神话”选修课，每周2课时，一学年，四学分。1931年山东济南私立齐鲁大学文学院在第三学年第一学期开设有“农民文学”，二学分。“（编号）三〇一，本系三年级必修，他系三四年级选修。包括民间歌谣故事及农村文艺，提起对农村之注意及兴趣。”

1933年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史学系开设有“民俗学”课程，“一年级第二学期必修”，在社会学系的选修科目中也有“民俗学”。同年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开设有“神话研究”、“民俗学”、“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课程。

1931-1932年、1933-1934年厦门大学文学院史学系开设有“中国民俗史”，一年六学分。1931-1931年、1933-1934年、1936-1937年厦门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一直开设有“民俗学”课程，半年三学分，在民国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厦门大学文学院的学程纲要中介绍“民俗学”课程：“研究文明民族之旧风俗，以为改良风俗及考证历史之助。内容分为（一）民俗学：迷信，法术，占卜，婚礼，丧礼，诞生，成丁，故事，歌谣，谚语。（二）神话学：起源，解释法，种类，研究法。（三）迷信伦：应用科学方法说明迷信之起因，祛除迷信观念。”

1937年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史学系选修课程中有“民族学及民俗学”，“每周二小时，二学分，史学系社会系共同选修”。同年私立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学系课程中有“中国神话之研究”，（第三学年，每周二小时）。1938年广西大学文法学院文学系选修课程中有“童话研究”（上学期，每周二小时，二学分）、“歌谣研究”（下学期，每周二小时，二学分）

20世纪30年代民俗学相关课程在高校的开设情况与20年代相比，不仅开设的学校有了很大的增加，并且在课程内容上逐渐摆脱偏重文学或历史的倾向，更加具有独立性。民俗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观念逐渐确立起来。

三
20世纪四十年代民俗学学科建设

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到40年代，由于战争，国内不少高校纷纷迁移，民俗学活动在动荡不安中曲折发展。这一时期，民俗学活动值得关注的是西南地区的民俗学活动和解放区的民俗学活动。

（一）
西南地区大学与相关机构的民俗学活动

抗日战争的爆发后北方学校迁移，民俗学者随之向西南转移，在相对安定的西南地区，推动了民俗学研究的活跃和发展。北平沦陷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迁到了长沙，组成临时大学，后在1938年春天又迁至昆明，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北大和清华从事过民俗学教学和研究的学者，如闻一多、魏建功、朱自清、容肇祖、徐炳昶等，都随校到了西南。长沙、昆明、贵州、桂林、柳州、成都、重庆等地汇集了大批的学者，成为中国的学术中心。在大西南此时参与到民俗学调查和研究中来的社会—民俗学家，“都是在国外受的学科教育，国难当头激励了他们的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表现在学术思想上，他们既接受了西方的民族学理论，又希望把外国的理论与我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在研究中，对西方人类学民族学不同学派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综合意识。”当时在西南的不少学者，以科学的田野调查为强项和特质，为民俗学和民族学的研究积累了宝贵的资料，并且他们注意把外来的理论和中国的传统学术研究方法相结合，吸收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训诂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和方法，进行综合研究。比如抗战期间，在西南临时大学从长沙迁往昆明时，一路由200多人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徒步向昆明进发，沿途进行搜集民歌民谣，进行民俗学的田野调查，闻一多、刘兆吉等都参与其中，最后辑成《西南采风录》一书。另外，还有战时到长沙、再迁昆明，1940年后又迁到川南南溪县李庄的中央研究院的一批学者，对西南少数民族进行调查研究，搜集了大量材料。

到达西南的民俗学者积极恢复中国民俗学会，并创办民俗刊物。1943年冬筹备组织了中国民俗学会。1944年《风物志集刊》出版。在西南地区，民俗学的学术刊物还有很多，如《风土什志》、《采风》月刊、《国文月刊》、《西南边疆》、《边政公论》、《边疆人文》、《边疆研究论丛》、《西南研究》等。

（二）
解放区学校的民间文学教学调研活动

陕甘宁边区建立后，吸引了大批文化人从祖国各地奔赴延安。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边区创造和发展了适应战争需要和边区发展的新文化。1937年11月14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成立，负责人是成仿吾、周扬、柯仲平等。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1940年改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在延安成立。鲁艺学者提倡民间文艺的搜集和研究，有组织地派遣学员下乡，到边区各地搜集民间文学作品，尤其是民歌。1938年夏何其芳到达延安，执教于鲁迅艺术学院，1941年3月6日何其芳被任命为文学系主任。何其芳和张松如（公木）两人在系里共同开设了一门民间文学课程，并编订了大量的陕北民歌，后来出版了《陕北民歌选》。此外还有民间文艺相关的杂志，如周文主编的《大众文艺》及1946年出版的《北方杂志》、太行山文协创办的《文艺杂志》等，极提倡和推动边区民间故事的搜集工作。在延安创立陕甘宁边区大众读物社等也出版了一些民间故事和民歌方面的书籍。

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等地的民俗学尤其是民间文学活动，深入到了老百姓的生活中，在向民间文学和文化传统学习中不断改造创新民族的大众文艺，对民间歌谣、民间音乐、民间传说故事、民间秧歌、民间曲艺、民间戏曲等，进行了搜集和研究，产生了新的陕北说书，新秧歌、新民歌、新传说故事、新歌剧等，在搜集和改编上都取得了大的成绩，使民俗充满了新的内容。比如陕甘宁边区文协于1945年成立说书组，由安波、陈明、林山等组成，专门进行民间说唱文艺的改编创作，以适应新文艺发展的要求。

解放区的民俗学活动，它具有鲜明的特色：首先在民俗学的调查和研究中尤其重视民间文艺，民间文艺资料的搜集整理是民俗学研究的重心；其次重视民间文艺的改造和应用，对传统文艺进行革新改编后，使之符合解放区新文艺的政策思想和发展要求，并把改编后的文艺应用到大众生活中，在实践中发挥其社会作用。所以，解放区的民俗学活动强调民间文艺的社会功能，表现出强烈的文艺服务社会的倾向，并且对民俗在现实生活的意义进行了实践上的尝试和探讨，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对新中国成立后民俗学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重视民间文艺和民俗学社会价值成为建国后民俗学学科的明显特质之一。

（三）
大学民俗学学科的课程建设

到20世纪40年代，在国内多数有文学院的高校开设了民俗学相关的课程，有的开设在中国文学系，有的开设在社会学系，有的开设在历史学系。像北大、清华、女师大、中央大学、齐鲁大学、山东大学等都曾开过民俗学、民间文学、歌谣学或神话学的课程，一直到全国解放前，虽然中间时有中断，但也断而复续地延续了下来。根据现存文献，20世纪40年代国内高校开设民俗学相关课程的情况如：
1941年辅仁大学史学系开设有“中国民俗史”的课程，由张鸿翔讲授。“本课讲授中国各时各地婚丧节令之演进，衣食住行之变迁，士风娱乐之动态，并说明对政治、交通、宗教相互之关系。分篇叙述，俾学者明瞭中华数千年来民俗实况之梗概。三四年级选修。每周二小时。全年四学分。”同年中央大学文学院历史社会学系，开设“中国风俗史”选修课。



1943年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课程中有选修课“民族文学”，三学分，每周三小时，三四年级选修。中山大学战时迁到粤北，在抗战后期，钟敬文先生到此任教，直到1947年，“年年讲授《民间文学》的课”。

1947年国立清华大学文学院人类学系课程中四年级下学期开设“民俗学”，每周三课时，三个学分。同年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人类学系开设有必修课程“民俗学”（第四学年，三学分）。私立大夏大学文学院历史社会学系历史组开设有选修课“民俗学”。国立山西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国立西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边政学系在选修课中都开有“民俗学”课程。云南大学文法学院文史学系史学组选修课程有“民俗学”，三学分。

我们从民国文献中看到的当时大学民俗学相关课程在陆续开设，虽然并不普遍，但也看出民国年间民俗学课程的不断发展。由此为新中国民俗学学科的成立与在高等教育中的二级学科建设，奠定了课程建设基础。



结语
如上论述，民国年间中国民俗学学科的发展归结起来，它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
一是民俗学活动的兴起和发展有力地推进了民俗学学科的发展。这个时期的民俗学活动，有其明显的特点：首先是充溢着民族文化意识。晚清以来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下中国的积弱积贫和备受欺凌，以及后来的日本侵略，激发了文艺界民俗学者的爱国情感、民族意识，使民俗学的研究具有较强烈的民族倾向，正是这种精神不仅推动了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也不断强化着民族的文化精神和人文传统；其次是进行了有组织的民俗田野调查，为后来的民俗学研究积累了宝贵资料，为后来的民俗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其三是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探讨了民俗学的性质、内容、范围、价值、意义及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为民俗学学科的理论研究和学科方法的确立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并以数量可观的研究论文和著作为后来的民俗学研究开拓了道路，其学术概念与研究实践奠定了民俗学学科的学术基础。

二是民俗学研究背景之下的民俗学课程体系得到初步的构建和发展。任何学科从最初的产生到后来的发展成熟，都会经历一个过程。当西方的分科教育体系传入中国，并在民国高校普遍实行之后，一些已有教学实践积累或研究基础的学科很快就适应这种现代的分科体系而发展起来。而一些新的学科却相对经历了漫长的萌芽和发展过程。民俗学学科就是如此。在歌谣运动时，当时积极参与歌谣运动的学者们，并没有清晰的民俗学学科意识和理念，歌谣虽然属于民俗学研究的范围，但歌谣运动更像是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界构建新文化的一个表现。而到中山大学时，民俗学活动范围明显扩大了，不仅搜集民俗资料，更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民俗研究和民俗田野调查，学者们对民俗学的认识明显加深了。到20世纪三十四年代，关于民俗学学科的认识更加清晰。所以，中国民俗学科的产生和发展是以民俗学的学术研究为动力，它是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而逐渐发展。由于从事民俗学学术研究学者大多在高校有教学工作，在此基础上使民俗学走进高校课程体系，并使之在建国后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成熟的学科。以学术研究促动课程的设立和课程体系发展，以课程培养专门的研究人才，学术研究和课堂教学的相互促进，是民俗学学科发展中的显著特征。这样以学术研究为根本动力的民俗学学科发展历史，对我们今天的民俗学发展仍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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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于《中国大学教学》，2017年第2期，第47-58页
（注释请参考原文）
作者简介：
萧放，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英芳，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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